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为什么有的成功有的失败？

2014年04月14日 16:14:53 来源： 新华网江苏频道 

[美] 纽约州立大学阿巴尼分校 施蕴玉

 

 

    过去十年，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范围内教育机构竞相争取的市场。根据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OBHE）的统计，至2011年在中国设立的国际分校有17个，较2009年增长70%，占全球总数的7.5%，总数列阿联酋和新加坡之后、居全球第三位。诺丁汉大学、利物浦大学、纽约大学、杜克大学相继落户中国，更有众多的非独立机构和“微小校园”诞生。

    与此同时，上世纪80年代美国大学在日本举办分校的兴衰被越来越多的人重温和被视为前车之鉴。当时，以美国大学为主的外国大学希望从繁荣的日本经济和学术市场中获利，兴起了赴日本举办分校的热潮，这类分校最多时超过30所，但在经历几年辉煌后这些学校或关闭或解体，如今只有一两个仍在运行。同样的故事会在中国重演吗？

    中外不同的话语体系和不同的概念是外国人在中国开设分校前景不能完全乐观的象征。中国跨境教育政策体系没有“分校”的概念。根据现行法规，中外合作办学仅限于契约式的合作供给模式，不仅排除了股权式合作办学，也排除了国外教育机构独立设置分校或国外举办者独立设置国际或海外教育机构的办学行为。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国际上公认为诺丁汉大学的“分校”，而在中国则被界定为“独立机构”。

    外国教育提供者进入中国被视为一种勇敢的风险投资。昆士兰科技大学副校长、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原公使衔参赞斯考特•谢帕德感叹：“外国机构进入中国提供教育的复杂程度众所周知，……自谨慎开放部分教育市场以来，不管中国相关权威机构是否赞同这一说法，中国出台的战略和措施令外国人费解。” 伦敦大学客座教授迈克尔•夏托克称：“即使有可能，想要在像……中国这样的地方白手起家建立一个研究基地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容易导致过分拖延和失望。”宁波诺丁汉大学原教务长伊恩•高表示：“谈到高等教育，中国可能与其说是机遇，不如说是个挑战”，“英国高校抢着同中国建立伙伴关系，但冒险系数也在增大。如果我们功课没有做好、双赢局面没有协调好，从这种伙伴关系中获益匪浅的只能是中国，而且他们比我们收获的多得多”。他曾经的身份使这番评论倍受关注。

    中国国内也出现了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困惑和批评之声。《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刘健评论说：“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办得好的是真好，如宁波诺丁汉和西交利物浦；办得差的也是真差，如除以上两校外的绝大多数。”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黄达人认为：所有国外到中国大陆来办的学校都只是一个办学点，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研究型大学。

    袁靖宇的论著《怎样进入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基于中国跨境教育政策框架的策略研究》试图回答为什么有的成功而有的失败这一命题。作者从谙熟中国教育体制和结构的专业视角全面考察中国跨境教育政策的演变，并以西交利物浦大学和江南大学北美学院为例，对非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办学模式和外国教育提供者的市场策略进行实证研究，阐明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成功实施的历史、政治和组织因素。这部书能够告诉读者中国合作办学的路从哪儿来、向何处去，帮助读者理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昨天和今天。

论著阐述了那些外国人在理解中国合作办学政策过程中最感困惑的问题：中国开展跨境教育的动机和目的、法律和政策、文化和准则究竟是什么？他认为，教育输出国的发展理念以经济收益为主导，往往强调国际竞争的策略；教育输入国的发展理念以能力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为主导，往往强调国际合作的策略。在过去和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政府关于跨境教育的政策和态度无疑是不断变化的，不变的是其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以国际化推动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是中国的国家共识，然而它却是一场没有脚本的舞台剧。中外合作办学的法律框架、监管制度和配套政策从无到有、逐步完善，前后经历了十分慎重（1980~1994年）、有限开放（1995~2002年）、积极慎重（2003~2005年）、从严控制（2006~2010年）的演变过程，2010年以后进入鼓励建立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阶段。这是中国政府适应社会环境变化和高等教育发展不同阶段、在加强能力建设和维护教育主权间反复权衡的结果。作者构建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分析框架，为外国人理解中国政策及政策背面的含义提供了一把钥匙。

    作者分析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面临的主要挑战、关键问题和经验教训，将其成功经验归纳为对主要风险的明确认识和谨慎管理。合作办学机构的最高决策机构不仅保证外方机构保留所有学术事务的责任，以保证有关课程、教学方法、教育质量和学术标准与外方母校严格对等，而且保证中方机构能够发挥其在中国教育界的专长，充当合作机构与中国政府间的协调人，并为校园提供相应的后勤保障和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支持。坚强有力的决策执行机构保证学校向着明确的愿景目标发展。对合作机构的长期投入是与中国合作伙伴和政府建立信任的关键之举。尽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合作双方都很重要，但是保证教学质量和教育发展是优先于收益的首要问题。

    作者将对外国教育提供者进入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核心原则概括如下：① 与龙共舞——将机构目标与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靠拢。② 做你拿手的事——保留所有学术事务的责任，以保证有关课程、教学方法、质量和标准与母校严格对等。③ 保持商业头脑——合作项目必须有盈利基础。如果羞于言利，即使是非营利机构也无法长久维持下去。④ 从小规模开始——在建立小的合作项目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关系，是进一步扩大合作和未来签署更正式的协议的基础。中方合作伙伴和支持合作的地方政府，出于规模经济的目的或对“大盘”的偏好，往往一开始就希望合作的规模比较大。由此带来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⑤ 建立人脉关系——与中国合作伙伴的领导人和未来合作机构所在地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进行跨文化沟通和理解的有效基础。⑥ 设计好退路——做好在必要情况下终止合作的法律预案，以便在你必须重新安排学生、撤消法律文件和关闭学校时使用。如果合作项目运转得不好，清醒地认识到并且把损失降到最低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这部论著由享誉全球的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以中英双语出版，其目标读者首先是西方读者，但它同样适合中国读者。作者从外国教育提供者的视角来考察中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前景和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效果，研究分析外国教育提供者的动机、引路人的作用、中国合作伙伴的标准、发展模式、地理位置、组织职能和制度安排（包括治理结构、学校文化、教师聘用、招生与营销），不仅可以为中国修订跨境教育法规和政策提供实证支持，也为中国高校了解国际合作伙伴的愿景、目标和策略提供有益的参考。

《怎样进入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基于中国跨境教育政策框架的策略研究》

 ISBN 978-1-259-07183-6 MHID 1-259-07183-9   袁靖宇/著             

这是第一部非常出色地集中研究如何进入中国高等教育这个特殊市场的专著，不仅值得外国也值得中国致力于跨境教育的专业人士阅读。本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可接受的各种跨境高等教育的形式和渠道，分析了中国利益攸关方（如政府、高校、学生和社会）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期许，阐述了中国政府对跨境教育的要求，并对外国教育提供者进入中国提出了富有价值的建议。

中国上海师范大学校长、联合国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顾问委员会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评论期刊》编委会成员 张民选博士

 

    凡是考虑拓展跨境教育的高等教育官员都应该阅读袁靖宇写的这部书。我认为，大力发展这种国际合作毋庸置疑最有利于美中两国的长期利益。然而两国的共同关注并不足以建立必需的制度安排以获得实际进步。这部书将帮助美中两国高等教育官员和政府官员从容应对前进中必须面临的挑战、问题和机遇。

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美国社会保障部原部长  肯尼斯 S. 阿普菲尔

 

    袁靖宇为如何进入中国高等教育市场撰写了一部全面、详尽且极具价值的著作。全球的高校，尤其是那些考虑与中国进行高等教育项目合作的高校肯定会对该著作产生极大兴趣。对于已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大学，书中的卓越见解和诚恳建议，会在你们进入这片幅员辽阔土地、试图了解中国教育发展背景并捕捉当今中国人的想法时发挥巨大作用。本书通过细致和系统的研究，一步步地展现出准确、可信的研究成果。

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副校长兼教育学院院长、英国高校教师教育委员会副主席  安迪•琼斯教授                   

    外国机构进入中国提供教育的复杂程度众所周知，然而这一问题并未被透彻研究。自谨慎开放部分教育市场以来，不管中国相关权威机构是否赞同这一说法，中国出台的战略和措施令外国人费解。这部及时之作分析了跨国、跨境教育在当前中国依存的法律、法规等总体环境。确切地说，这本书并不是为到中国寻求教育商机的人出谋划策；其价值在于从谙熟中国教育体制和结构的专业视角全面考察中国跨境教育政策的发展和演变。由于中国各级政府政策信息不明，出于良好愿望到华的外国机构常常被误导，导致他们在中国跨境教育市场的经验是喜忧参半。该书精辟剖析了如此复杂的主题，并为中国跨境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副校长、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原公使衔参赞  斯考特•谢帕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