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办学与公办、民办高校并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三驾马车”。经过10余年的发展，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着转型和升级：在继续保持规模的基础之上，需要通过政策引导逐步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真正使得中外合作办学成果惠及更多受众，进而推动中国教育改革。———编者

中外合作办学政策“渐紧”

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势头依然正劲。

这是记者在第五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上的最大感受。本次年会由教育部国际司支持，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深圳市教育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筹）主办。

这个势头从教育部每年两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申报持续“爆棚”，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4月获批、8月即招300余名新生可见一斑。

现实中，与高校、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趋之若鹜相异，教育部在规范政策上“风声渐紧”。

近日，教育部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上，对252个已经停办的本科以下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进行公示。

去年年底，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工作的意见》强调，今后对申请新建独立法人、独立设置的本科及以上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要“严格限制、要求高水平”，采取“高标准、严要求”的审批措施，此外对申请设立的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大学的外方高校必须是“世界名校”。显然，目前正在运行的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合作者———香港浸会大学等几所大学并不是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名校，也谈不上世界名校。

这无疑都释放出一个信号，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将从规模发展转向质量提升。

为什么要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在本届年会上，吉林大学校长助理刘德斌一上台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这个问题似乎回到了“原点”。按照政策设计的初衷，国家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是引进优质教育资源，进而发挥“鲶鱼效应”，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

众所周知，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内部积弊，报端杂志早已铺天盖地。比如教学模式陈旧、与实践脱节，被人诟病最多的当属“行政化”色彩浓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高等教育供给严重不足。以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为例，截止到201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30.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4.5%。而拥有1000万常住人口的开放城市深圳，仅有10所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生不足10万人。

“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经过测算，高校保持现有招生规模，到2020年毛入学率也将上升到36%。剩余的4%主要用于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扩大高职招生规模以及用于中外合作办学招生。”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理论研究基地、政策咨询平台和中心———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在会上表示。

既能实现增量提升，又能助推现有高等教育质量改善，显然，中外合作办学被寄予“厚望”。

根据林金辉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教育部受理的中外合作项目申请数量每年都在几百个，通过率平均在30%以上。可以看出，2010年开始，中外合作办学在暂停审批几年之后进入了审批常态化时期。

这期间，境外高校纷纷抢滩中国市场，由于看到中国教育市场的巨大潜力，很多国外院校成立了“中国事业部”，寻求与中国高校合作的发展机遇。而地方政府、高校在推动中外合作办学上更是不遗余力。例如，深圳、昆山、温州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投入皆以亿元计。

随着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一些知名中外合作大学的声名鹊起，国内院校对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更是趋之若鹜。据教育部2013年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各级各类中外合作办学在校生总数约55万人，其中高等教育阶段在校生约45万人，占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的1.4%。

1.4%“马力”如何？

在业内，占有高等教育1.4%在校生规模的中外合作办学，与公办、民办高校一起被称为支撑中国高等教育的“三驾马车”。然而，这1.4%驱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马力”如何？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尚不明晰。

“大多数对中国市场感兴趣的国外高等院校并不是它们自己所在国的顶尖级院校，一些高校引进的不全是优质教育资源。”林金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记者了解中发现，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不少学校最关注的还是招生，对于课程设置、教师等投入不足。”一位地方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负责人表示，很多院校还是冲着盈利“上马”项目的，很少考虑是否可持续。

据中外合作办学试点评估有关资料显示，中外合作办学引进的教育资源总体水平不高，国家关于外教、外方课程、授课时数等要达到1/3的比例未能得到严格执行。中外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受经费、师资和管理等因素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共同课程的开发。如，课程开发中比例超过50%的仅有7个，占总数的7%，其中机构占2所；70个学士项目中开发比例超过50%的仅有4个，约占同类项目的6%；19个硕士项目中开发比例超过50%的仅有1个，约占同类项目的5%。

中外合作办学自身质量不尽如人意，其对旧有的高等教育体制积弊带来的“撼动”力量更需要加强。

记者曾探访南方一所民办高校，该校曾借鉴西交利物浦大学建立新型大学治理结构，从加拿大引进一位负责改革的校长因为改革受阻，推行不力，不得不在两年后提前离职。

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也在会上表达了同样的困惑：深圳大学借鉴国际经验推行人事制度改革，但多年来收效甚微。李清泉在会上也发出这样的感叹：“国际惯例到底与中国国情如何结合？”

毋庸置疑，一些办得好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在借鉴国外院校的课程设置、教学管理、人事制度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促进教育国际化，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方面，贡献不可磨灭。“但多大程度上能将这些经验惠及整个高等教育及学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加强。”林金辉说。

速度与质量

今年10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重点提升教育文体消费，完善民办学校收费政策，扩大中外合作办学”。然这一“利好”消息是否给中外合作办学带来更多空间，尚无定论。

“接下来中外合作办学不会发展太快，可能进入‘拐点’，因为现在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但质量堪忧。”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认为，在保持规模的基础上，中外合作办学下一步重点是落实人才培养的质量。

“政策引导，外部监管，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的关键，而课程建设是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的核心。”林金辉认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才；既要抓关键，又要抓核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对课程建设这一核心问题研究不够，重视不够，偏离了人才培养的本源。这个偏向导致了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失去了最基本的依托。

据了解，教育部接下来将重新布局中外合作办学，比如在已有8个法人设置、51个非法人设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基础上，将控制法人设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规模，适度发展非法人设置机构，对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将严把“入口关”，并将实行“退出机制”。

“希望协调好管、办、评关系，完善政策和法规。”中国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黄冠华建议。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中外合作办学要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三驾马车’中有力的一驾，应该说还有很长的路。包括投入方式、办学模式、评价标准等都需要重新构建。”湖南大学副校长陈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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